仍处于全球最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，几乎无处不在大拆大建。浙江温州永嘉县瓯北镇新桥村一位村民指着瓯北镇建起来的高楼，轻轻叹气。

　　虽然被卖出去的地越来越多，失地的农民也拿到了补偿款或者补偿的房子，但新桥村上了年纪的人一直在担心，总有一天地会被卖光。他们希望村长能带领大家做产业，真正为大家长远谋福利，而不是只懂得卖地买房。然而，且不说领头人不愿意眺望更远，即使是那些想有所作为的人，在逐利的时代潮流面前显得多么渺小。

　　这些年，房价的上涨改变了人们的心态，也在改变温州的经济生态。新桥村曾经散落着很多生产阀门的工厂和童装制造厂家。在楼市的“癫狂”岁月里，人们发现，炒房比做实业更容易赚钱。许多人放弃做实业，买厂房、买商铺来收租，或者到全国各地去炒房。曾占据报纸显眼版面的温州炒房团中，也有新桥村人的背影。前村委会主任余乾寿曾对接受他采访的记者说，他是靠投资房产赚钱的。几乎没有人比温州人更早懂得房子的价值，炒房的意义。“嗅觉灵敏”的温州人是对财富最敏感的群体。

　　部分新桥村的村民很富有，早期因为做实业积累了财富，不会因为土地被征收而流离失所，但他们显然更介意分配的过程和结果是否公平。

　　当地一位官员戏谑说，如果不被称为安置房，而是菜市场，是否还会引发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；如果房价下跌，村民们是否还会争得头破血流。在前述官员看来，新桥村的问题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问题，如何处理，没有可供参考的先例和相关规定。

　　不止新桥村，安置房、保障房分配不公的问题在各地屡有发生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多位代表反映了保障房的分配问题。在保障房的大跃进背景下，许多省市甚至将农民的安置房也纳入到保障房建设的指标。而新桥村的安置房和公众所认知的保障房不同，属于集体财产。村民们强调，既然是集体财产，每个村民都应有权利分得一部分。分配的准则究竟如何制定，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。

　　特殊历史时期给了寻租者们特殊的机会。有村民说，接下来新桥村还将有很多旧城改造项目要做。一位村民开玩笑说，只要当上了村长，好处自不会少。而在当下的一些农村，选票也是可以花钱买的。

　　新桥村是东部沿海先富起来的村子的缩影，安置房是高利益的象征。经济越发达，涉及的利益越多，对村干部们的诱惑也越大。而另一方面，村民们对关乎自身利益的土地、房产和其他产业的去向，越来越注重分配过程的公平，民主诉求的表达，也是不可回避的现象。复杂的经济利益与基层民主诉求混合在一起，是下一步深化改革轻易绕不开的难题。

　　类似的故事还在上演。去年11月8日，原温州瓯海区郭溪镇书记池仁火在温州瓯海区法院公开受审。原因是投资三产安置房指标，10余天“赚”20万。

　　周围村也有相似的情况，但余乾寿最为过分，代理此案的原告律师说。